谈网易某些新闻的评论关闭以后

我喜欢看网易新闻后面的评论，说句吹捧的话，这些评论的网友是我见到的最幽默又最具创新精神的一帮人，常常把一些评论搞的象行为艺术一样，从而形成在我们这个一向松散的国家难得一见的默契感。

当然我得承认，这些评论有很多时候是肆无忌惮的，但你在看一个叫人很郁闷的新闻以后，再去看看后面不加掩饰的群众意见，在个人情绪上，未免不是一种发泄，这个发泄，显然犯了官方的忌讳，（这不怪官方，只怪我们这个民族的自尊心是不容许一点批评的）。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如此的文字，即：本条评论共3000条，显示30条。而且这30条是惊人一致的表态出和官方同步的情绪，这怎么说呢，好比在礼堂里选先进，主持人这样宣布，支持某某的留下，不支持的请滚出去。说话间大票人马识相的消失，而后主持人宣布本次人选得到礼堂里剩下的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当中全票当选，还从这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当中充分展现出民心所向啊。似乎这个行为才能体现出代表我们这个社会最权威的一个词汇。大写“和谐”，小写“河蟹”。顺便说下我们流行小写。

估计官方也意识到里面这个行为的破绽，并且非常高效的做了一些弥补措施，所以我最近在看比如石首、绿坝啊比较热门或者关于最高领导比较权威的新闻时候，从刚开始非常吃惊到现在不出意料的发现，新闻下的一行提示，“本新闻评论已经关闭”，好了，大家都省心了，你也不要费心评论了，不要愤怒，愤怒对肾上腺不好，网站也不要派专人审查了，审查浪费人力还有疏漏，经济危机吗，省一个人工算一个人工吧，何况还免了一时不慎而导致的诸如警告、责令整改、关网等大麻烦，自阉比自杀好，自杀比被杀好吧。官方就更满意了，所谓听不见滋当没发生。是的，不就是有意见嘛，中国式的解决办法非常高效、且简单，只有两条，一是捂住自己的 耳朵，二是堵上你的嘴巴。从现实看来，后者更有效果。腹诽怎么办，没有关系，论迹不论心，人民的政权也不能诛心啊。

前段时间听牛博网老罗的演讲视频，说有时候网站也是自己吓自己，往往官方不置与否的事情网站先吓破了胆。这样很不好。他在处理某某的事情时候，也没见官方对他怎么着。这个人还真是不错，晓得替政府着想。我看了对牛博网顿时产生兴趣，于是想登他的网看看，结果怎么着，早被封了。

以前电影人抗议电影评审制度，说你好歹给个框框，让我们心里明白不触这个框框就行了。但是怎么样呢，电影评审委员会就是不出。为什么，要保持神秘啊，要知道，神秘是维持威权的最好的包装，你看我们隔壁那个世袭的金家胖子，他就神秘，老不露面，一露面，不得了，世界就忙了，从衣服到鞋子，都要分析一个遍，大家一边忙还一边想，这家伙怎么还不死，是的，让全世界惦记他的身体，他不牛逼谁牛逼。

于是，评论就被关了，当然无关紧要的的新闻后面还是允许你讲两句的。其实不讲话不评论我们也不会死，无所谓的。如郑州那个倒霉官员说的实话，这本就不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情，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连生活都忙不过来了说到底也没这份心关心这狗屁社会。但某一天，我们又忽然发现，在许多莫名其妙的事件当中我们又总是无缘故的被卷进去了，确切的说，是被不知是哪哪来的某棵葱给神气十足的代表了。他们总说这个事情绝大多数的人是支持的，不支持的是少数别有用心的。我不敢说我是少数的，因为我不是别有用心。但我确实不是你说的那个大数，那一刻我真想找到我的清白。表达我的反对。以及证明我非少数。但很遗憾。因为评论给关闭了。这分明代表着一个声音对我说：

你丫闭嘴！

我嘴是闭上了，但我心里已经是非常顽固的不服。

该怎么办？

用这种庸俗的方式怀念迈克尔·杰克逊

你对时间有没有想法

你的想法是什么

是河上吹起的涟漪

还是吹起涟漪的风

你就一直停留在那里

你也许在想些什么

想某天金色的天空

和三个孩子的奔跑

是的,这些从来没被你提起

你没提起的,世界也忘了

你提起的,我们曾经不相信

我们相信的时候,时代结束了

迈克尔·杰克逊《河上涟漪》歌词节录：

Ripples in my River，Flow on, Child, flow free

我河上的涟漪，继续流动，孩子，自由自在地流动着

Love is King, we waded in

爱是王，我们一起涉水而行

You three, you three and me

你们三个，你们三个与我

胡兰怀恋她的鞋子

一双去过广州的鞋子

所有的人也没有经意的那天

她站在立交桥上仰望着天空的蔚蓝

你在乎的还不是过去

你其实也没有什么过去

在阳台上微风开始吹散

那件内衣系在绳子上松松的结

如果那是青春有过的颜色

也可以是那颜色暗淡后的味道

胡兰丢掉的不可能只是这些

只是忘记了那双鞋子还在阁楼的上面

他吻你的时候问你要什么

他在你的怀里哭泣问你要什么

他穿上衣服的时候问你要什么

他出门的时候给钱让你再买一双鞋子

在下午暴雨来临之前

所有的时间被冷静的处理成回忆

胡兰在镜子前面点了一只烟

而后赤脚在这凌乱的房间跳舞

青春啊,它是一个赌注

青春啊,它是一个错误

当天边开始第一道闪电

一个苍白的女人在镜子中捂住她的脸

十二、再谈近代中国契约精神的缺失

我们总说晚清腐朽，但即使这样的一个即将灭亡的时代也一直致力于自救的努力当中， 比如最后的一次努力是迫于社会革新的要求，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当时推进无论力度还是速度都可谓雷厉风行雷霆万钧。

1905年10月，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次年，五大臣归国，拟出立宪方案。9月1日，朝廷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说明立宪原则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宣布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了解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宣布之日，让一直推动此事的立宪派“奔走相庆，破涕为笑”。举国更是“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贺。”可见民众之热切之期待

1908年8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1909年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10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亦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清政府将预备立宪期9年改为5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先成立内阁。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订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

本来顺乎民意，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在内阁名单公布以后，登时给这些热切中的民众兜头一盆冷水。原来给内阁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四名，蒙古旗人一名，满族八名，其中皇族又占五人，时人讥为“皇族内阁”。革新还是变成了自家游戏，立宪和独裁没有区别，权和政一样没放，民众岂不哗然。当时立宪派如汤寿潜等还联名致电摄政王，要求改组，却遭到拒绝。这以后，立宪派化身革命党，那个已经让人民已经失去幻想的第一次国会还没有开，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赶快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象征性的收缩皇权，已无人相信。

此时，还有一个人一直冷冷旁观，并不做声。他就是离京城不远的安阳洹上村赋闲的袁世凯，本来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朝廷的权力中枢也算是一等一的大臣。却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登天后，被摄政的醇亲王载沣一捋到底，解除了袁所有职务，并令其“回籍养疴”。而且开始还想杀了袁，在张之洞的劝说下才保留一命。醇亲王是光绪之弟，据说是因恨戊戌年袁世凯出卖光绪而要搞他。但我觉得更大可能是袁世凯据有北洋，且因是施新政颇孚民望。就想学咸丰死后慈禧太后搞掉肃顺等顾命八大臣故事。可惜载沣年轻，也没有慈禧那样的本事和手段，把袁搞走并不得人心，且国政搞的也很不怎么样。

对于袁世凯来说，无缘无故，遭此大辱。怎么能没有想法，即使原来是个忠臣孝子，现在也就怀上了一个愤恨的心。所以说不是每个人开始都有野心，当然我觉得那时候的袁世凯也未必有篡夺天下的心气（保命已不容易了），但时局一乱，象袁世凯这样的枭雄，心思又难免不活泛起来，且随着变化的深入想法也越来越大。

武昌起义后，各地跟着独立不断，皇族们手足无措，这才又想起了袁世凯（即有袁下面运作的结果，也说明载沣等人的政治不成熟）。于是通过一个讨价还价后，把抓住大价钱的袁请出了山。重回政局，袁世凯已然不是当初的忠臣干臣了。他得为自己做点事情。于是狐假虎威，首鼠两端，利用两边力量互相打压，把两边都实实在在唬住了，最终获得自己的政治利益最大化。清帝逊位，孙中山也辞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荣登大位，修成浮光掠影的那几年正果。

清廷失信民众，民众以革命待之。

清廷失信袁大人，袁大人以篡位待之。

按传统的说法，叫做天道循环，按西方的价值观理解，就是你违背了契约精神，所以你就要被惩罚。但这个道理并没有在我国人的心目确立起来，纵观有信史以来的3000年至今，失信的事情层出不穷，虽也做取信之事，但凤毛麟角，且失信后再取信，困难重重。比如今天许多之事，有时候官方处理也未必不客观不真实，但就是叫人不相信，还不是以前许多事件信息公开不及时，解决方案过于粗糙。对付舆论又不够诚恳，对付民众总一个简单粗暴的“不明真相”。或矫正过枉，民情激愤之下，迁就舆论，不免叫人担心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后果就是影响到处置公正。量变转为质变。当人们相信谣言胜过政府公告的时候，社会显然是有问题了。

再说回契约精神，这个东西没有在我国产生的一个大原因是，契约精神应产生于商品交易发达的社会，比如古希腊那样海上贸易成熟的国家。有交换才有契约，有契约才会守约。而我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易贫乏。人民物欲不强烈，所产生的也就是叫你克制的道德。就是两千年一直做统治工具维系社会稳定的儒学。

我看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得出一个想法，就是儒家的政治是驯服的政治，是由上及下的一个治理过程。儒家的社会也是一个驯服被动的社会，充满等级观而没有平等意识。比如古代称皇帝直接就是一个“上”字，称官员为“大人”，（当然等级观以培养我们民族的谦虚，比如草民自谦“小人”“在下”妻子孩子则为“拙荆”“犬子”）。我以前说过中国人没有精神信仰，但无限崇拜权利至上者。既然是崇拜，就有必要将权利至上者塑造成道德完人。这也是克林顿出丑闻美国人继续让他当总统，而我国要打倒某个领导，必先找其下三路的问题。所谓在道德上打倒。但很显然，这是农业社会物资匮乏时期的政治理念。

我觉得政治家不该是道德家，出于宣传需要你把他包装成道德家但也无妨，但如果他要真是一个道德家，可能会坏事。道光皇帝是个非常朴素的皇帝，节约到苛刻的程度，要以道德评论，很难对他有什么指摘。但就这个皇帝任内，打败了鸦片战争（至于战争的导火索——销禁鸦片，究其原因就是大量白银外流触动了他那颗节约的心），签了《南京条约》，开始了丧权辱国的中国近代史。《清史稿》的总结呈词还给他留面子“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有德无能还不一样是天下的大不幸。所以政治家一定是能干的人，什么人能干，简单说，做生意的。你还别不服气。当然换说法即“有契约精神的人”。也许大家更能接受点。

做政治必须要有一个计较的心，要合作要妥协要沟通要承上启下要左右逢源，最重要的还是要守信和坚韧。该君子的时候君子，该小人的时候小人，一切放在台面。受得万众的欢呼，也挨的住民众的辱骂。试想一个把官做成了老爷的人，能受得了这个吗。中国的社会必然要放弃等级观念，因为平等这才是社会的进步，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中国三千年没有出现过一个华盛顿。但出了一个范蠡。范蠡“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激流勇退。辞相经商，积资巨万，称“陶朱公”。但中国社会是怎么理解这个人，只是赞扬他规避“鸟己散，良弓藏；狡兔尽，犬就烹”的政治风险。是的，这是中国社会政治也罢，职场也罢的最大风险。但这个智慧无益于发展生产力。而且可悲。

我们要让当权者知道进退，并非因为道德和触觉。而应该是制度。我们也需要一个精神，让领袖象华盛顿一样不迷恋权场。当然这就是契约精神。象一个真正的公共公司一样，经理人与上为全体股东创造利益，与下为全体员工争取发展，与外和业务单位平等互利，当然他也因此获取报酬。而不是贪污做假帐，欺上瞒下，去糊弄股东，劣待员工，商业欺诈。甚至欺瞒不成，派两个打手去打人一顿。平和的面对彼此，积极的处理问题，公正公开。这是契约精神。

晚清后，民国也做了许多宪政尝试，袁世凯弄权，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把自己套在临时约法里面的，他做修改的尝试，他未必没有向善的愿望。民国立国于前清积弱不堪的烂摊子里，内忧外患，国破民穷。今天人们想，开明专制也未尝不好，决策于一处，少讨论，大建设。或如蒋介石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做一个较长期的民主规划。（这里要感叹中国人非常局限于眼前小利。做事求速达而不计后果，且绝少一个长期规划。也许是长期农业社会培养下的小农眼光局限吧），可惜，民国初建，人们民主欲望太切，政治家们过于年轻，血气方刚，只晓得争取不晓得妥协，多留洋回来，对中国社会了解不透，目标远大不切实际。且武人势大，旧势力盘根复杂。读历史的时候，还可感受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样热血的政治家的铮铮之青，但放在大历史看，又何尝不是影响民主发展的一个被动因素呢。

更可惜被当时国人寄于厚望的袁大总统误入岐途，没有做成华盛顿，而是做了王莽。

中国不幸！

十一、近代中国契约精神的缺失

中国乱的时候，有些士大夫们未必去关注人民的颠簸流离，哀鸿遍野。对他们来说，现实的问题除了切身之痛总还是等而下之。而 “礼崩乐坏”， 精神世界的全面塌陷才是他们致命所在。时代终归翻天覆地，有些人追随旧时代以身殉之。更多人随波逐流，能有一丝机会还是要抓住的。所以道德要求不了人们许多。失德而成功的人比比皆是。中国每个时代的谢幕，总是人性善恶的一次洗涤。但很难说坏的被洗掉好的会留下来。晚清民国的阶段，传统思想道德在混乱、迷失当中恰又与西方的思想碰撞一处。人们学着换一个方式看世界。但这一看，看了百年，至今也未必与世界同步，

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一件原也说不上多大的事情却闹的非常轰动。事情很简单，李鸿章的淮军在苏州城杀了献城的降军。杀俘在当时也不算大事。而真正使事情搞大的是，与淮军的合作的洋枪队首领戈登对此大为不满。甚至有要火并的意思（梁启超著《李鸿章传》记载：戈登闻鸿章之食言也，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是什么让戈登不满，原来，此前因太平天国败象已显，守苏州城一干将领当中如郜永宽、汪安均、周文嘉等人，眼见得大势已去，都打算投降。于是郜云官等密约淮军将领程学启（也是太平天国降将）、戈登在洋澄湖边见面，商议投降事宜。商议出两个结果：一、献城；二、“生擒忠逆或斩慕逆首级来献” （郜永宽不忍加害李秀成，只答应杀慕王谭绍洸。李秀成后来也察觉不对，提前跑掉了）。并由戈登居间做保。

结果苏州主将慕王谭绍洸如约被杀，苏州城也如期献出来，没有想到程学启进了城后，一句“诚恐复生他变，不如立断当机”。登时将这些叛将全部给干掉了。（计杀纳王郜云官、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天将军范起发、天将军张大洲、天将军汪环武、天将军汪有为及部署千余人）。郜永宽的叔叔挈带全家逃到戈登驻地，跪求庇护；郜永宽的幼子哭诉父亲被砍了头！戈登才知道发生此等之变，自然大怒。

杀降有许多现实考虑。比如太平军有十万多人，安顿不好恐生大变。所以程学启与李鸿章事先密谋，李也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三昼夜，不能决”但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只是戈登反应如此厉害，怕是李鸿章事先未能预料的，后来李做了许多工作，才算把此事平息下来。

戈登加入洋枪队之前，是个英国军官。这个事情对于戈登来说，非常违背西方传统的契约精神。所以他感到严重破坏了自己的信誉，如何不怒。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失信事件。失信！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并没什么了不起。所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近代东西方理念冲突的例子。只是当时中国人并没有在其中意识到什么。此等事例，日后在中国层出不穷。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五常，是中国人对自己最传统的道德要求。其中的“信”，字面解释“人言也”。上古时候，人用语言表达事物和状态，经验和技能也靠言传身教。所以应无欺骗。但儒家的学问往往只是中国人的表面文章。于是“仁义礼智信”成为站立在崇高道德的自我约束。事情一旦崇高就不是人人可以为之的。守信是种美德，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甚至在春秋时候，就开始嘲笑守信仁义的迂阔。如宋襄公的故事。所以中国的人真正研究和欣赏的是在信下面的权变。这是个学问叫做“权术”。一部《三国演义》将中国人的阴谋诡计表露无遗。中国历史上但凡胜利者从来没有不善于权术的，而道德完人要么是失败者，要么无所作为。

契约精神按我找到的解释是“一种相互妥协、满足对方要求进而满足自我要求的精神。契约的达成意味着当事人自我意志的限制与约束，意味着彼此间的忍让与妥协。这种妥协精神具有以下特征：首先，体现了当事人的独立与平等，所有的让步与妥协都是在平等基础上，由当事人的独立意志作出的；其次，突出了当事人之间的协商与互利，契约当事人无法把对方仅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而必须把对方当做与自己同质的主体，通过协商与让步，使对方得到某种利益，从而换取对方作出同样的让步行为来满足自身。最后，强调了规则的治理，妥协是理性人之间的一种利益让步，须有一套外在的规则予以约束。”简单的说，就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公序良俗。这与道德没有关系，因为有违契约就会被契约惩罚。是约束他人同时也自我约束的对等方式。所以，在此基础上，民众易于被灌输也便于行为，久之也会形成良好社会的稳定秩序。但契约精神非一朝一夕可以具备，契约精神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反之就比如近日的伊朗大选，选举不公已有违契约精神，但抗拒不公便使民主政治变成街头政治，则是对契约精神的更大违背。

曾国藩曾训斥李鸿章“凡事总归一个诚字”，晚清时候，历千年未有之变局，问题累累，前所未有。列强环伺，压迫深重，跟豺狼虎豹打交道却也非一个“诚”字能解决的。李鸿章、袁世凯都是一等一的权术高手，勉为其难，也不曾将中国搞好，或可理解。但民国以后，欣欣气象还没开始，一众人等就互不施信，彼此拆台，尔虞我诈、背信弃义。乃至刀兵相见。就十分可惜了。老舍的《茶馆》表达了且不如满清的感慨。

清帝逊位，虽属无奈，但诏书也分明写道“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意思是你们既然要共和，那我皇帝不做了就给你们共和吧。”结果3年不到，袁世凯复辟做了皇帝，这事，与全国人民来说，是复辟，是开历史倒车，对清室来说，这就是违约。也罢，2年后，在张勋帮助下，宣统也复辟了一次。张勋复辟，与众军阀结盟共进，结果众军阀不仅失约，还反手打将过来。后来无信成了习惯，就屡见不鲜了。

《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也写了非常明白，但也就12年，冯玉祥逼宫，将逊帝赶了出来。举国只有留美归来的胡适博士抗议，说这有违契约精神。但遭到爱国学生的痛斥。近百年，爱国变成一种盲目的顽疾。以为只要爱国就可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傅仪给日本人拉了过去，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这不能说不是对中国的一个打击。

契约精神也并非旧官僚如袁世凯等缺乏，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做的事情也总不大地道。比如南北和议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但为了栓住袁世凯，定《临时约法》两条，一要袁世凯来南京，一将总统制改成内阁制。结果两条执行不成。（内阁制倒是搞了起来，搞的结果确是残不忍睹的乱局）。知不为而为之，是天真是愚蠢。自己做总统制却要别人内阁制就是不平等了。共和来自不易，但孙等却没有足够心胸和冷静。宋教仁、大借款案后轻开战衅。结果造成“二次革命”一塌糊涂的失败。这且不重要，重要的是，袁世凯私欲大涨，得寸进尺。而国民党人也枕戈待旦。刻不相容。接下来，中国想平静也平静不下来了。

不过历史也算公平，袁世凯事事争先，欲壑难填。所以成了乱局的总负责，做了历史罪人。孙中山屡战屡败，锲而不舍，出师未捷身先死。倒也成就一代伟人。

十、民国暗杀何其多

    中国似乎是一个有暗杀传统的国家，但几乎所有著名的刺客都在司马迁的《刺客本纪》里面了，换句话说，在秦一统以后，刺杀或有耳闻，但已经不能对历史产生特别大的作用。造成刺杀日渐式微原因，我分析了一下，一是觉得在冷兵器时代，刺杀一个人起码要在一臂距离当中，所以对刺客的武功要求极高，但即使再高成功率也是极低，而且即使成功，刺客一般也很难全身而退，国家统一，燕赵已无，慷慨悲歌之士也雨打风吹去了。所以人才难得。（当然有射箭可能，但一般用于两军对垒当中，太平时候，硬弓肯定不如匕首好隐藏。至于暗器，呵呵，武侠里的事情吧，现实中鲜有听说）。一是国家已然很大，但资讯并不发达，刺客认不认得要刺杀对象且还难说，被刺一方也能常迅速掩盖事实，使刺杀效果并不能最大化。还有就是刺杀毕竟属于阴谋，除了象三国孙策被许贡门人刺杀这类属于仇杀情况，很多如烛影斧声这类事情，也不会写入信史，只剩一个道听途说去丰富你的茶余饭后了，至于事实是什么，鬼知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刺杀已经大多不是以弱刺强，被暗杀的更多的是政治失意之人如前代之君，失意王子或下台官员。属于追打落水狗，也无什么道义可言了。

但晚清民国之际，暗杀事件忽然空前密集起来，这一方面要拜火器发展起来，虽一般人，只要会扣动扳机，扔得出炸弹都可以去刺杀。晚清帝国毕竟已久，革命党只如燎原星火，以微弱之力抗击强权，也只有针对个人去搞肉体消灭搞搞暗杀。所以暗杀盛行，许多留日学生日夜研究日本的倒幕维新历史，恰恰这个时间也是日本暗杀最盛行的时候。如17名水户藩、萨摩藩武士樱田门刺杀大老井伊直弼。另外日本这个时期搞暗杀的也都并非无名之辈。著名如高杉晋作、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久坂玄瑞、坂本龙马都搞过暗杀。其中坂本龙马刺杀胜海舟，自己最终也被人刺杀（有说是新选组）。这些都给那些留日的中国热血青年一个启发。许多学子陆续回国，也就踏上了暗杀不归路。至于暗杀到底给灭清带来多大后果。这个很难讲。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撼动帝国基础。因为实际大人物被刺杀的毕竟不多，而孙中山等人发动的若干行动犹如蚂蚁攻击大象。给自己同志带的损失可能更大。但从暗杀带来的恐怖效应，及革命志士杀身成仁带来的社会震动却给帝国麻木的神经触动不小。渐渐共和理念随着铁与血渗入社会民众信念当中。中国人素有梁山情节。慢慢也就开始同情革命了，从同情到支持到参加，历程并不遥远。

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徐锡麟刺杀恩铭案，恩铭其人也算是满人中的干员，任安徽巡抚，大力推行新政，并大胆采用严复等新人，政绩里面，尤其于教育方面最为显著，创办了许多学堂。为人比较注重感情，所以对前上司俞廉三推荐的他的表侄徐锡麟十分信任和提携，结果反被其刺杀，临死前大喊“糊涂啊糊涂！” 徐锡麟革命勇气可嘉但枪法实在不怎么样，打恩铭六枪没有打死，还是另一个革命党人陈伯平打的一枪才致命。后来审讯徐锡麟，藩司冯煦愤问“抚台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 徐锡麟答 ：“恩铭对我的确好，但那是私惠。而我杀他，是为天下的公愤。”是不是公愤且说，但革命党人“大义灭亲”的势头赫然如现，叫今天的思维去想，至亲至信之人尤可杀之，况天下不相识其他所谓敌人。中国人内斗，兄弟相残一节在接下来的时间接连不断。逝者如斯，是该反省这一个“杀心”究竟从何而起了。随便说下，是徐锡麟之弟徐柱被捕交代出了秋瑾。

革命党人的暗杀习惯并没有随着满清灭亡而收手，而愈演愈烈，暗杀成了民国的习惯，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暗杀成了消灭政敌最直接的方式，不但如此，更恶劣的是，彼时新闻发达，暗杀完人还要栽赃他人以操控舆论。今天史料新出不少，许多以为已成铁案的再被翻开，由此发现真正是没有人干净了。陈其美密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因为陶成章批评孙中山，多年后蒋日记披露道：“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为孙中山辩解。后陈其美亦被暗杀。说是由袁世凯指使，由张宗昌找陈的随员所为。姑妄听之吧。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案今天看也颇费思量，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二次革命由此而发，中国人已不为政见费口舌了而直接见于武力。那一边西南军阀陆荣廷的儿子据说也是被袁世凯毒杀了，历史的荒唐就在这里，杀一个人以为平事端，结果而引起更多人被杀。或者事情其实恰恰是反的，杀一个人就是为了搞起事端，而有些人正好火中取粟。所以我们很是纳闷袁世凯一世枭雄，不应该这么短视啊。

暗杀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暗杀邓铿，孙中山和陈炯明干了一仗并打跑了陈炯明。陈炯明的儿子现在翻案说，这个事该是孙中山干的。所以也是姑妄听之吧。接着廖仲恺被刺，胡汉民涉嫌，讨到便宜是资历当时并不算老的蒋介石。由暗杀扩到阴谋，由杀一个人扩到屠杀。其实是很轻易过度，民国的初期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戾气当中，接着中山舰事件、上海四一二清党。与之相对的是之前湖南等地农运清算，清党后的军事起义。党争变成了军事全面对抗。至于老军阀之间的刀光剑影已形成司空见惯。整个国家，屠杀变成常态，暗杀也多不胜数。从杀政要到民间复仇（如施剑翘刺孙传芳）。甚至形成如王亚樵这样的具有“暗杀大王”名头的闻人。蒋介石亦被其刺杀，但不幸的结果是汪精卫替了这几枪。汪最终也因这旧枪伤而死。

比起这些暗杀更可为可怕的是政府暗杀。这局实在失尽民心，如刺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李、闻案据说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主使，意在邀功于蒋。却不知道，坏掉的是整个政府的信誉。国民党失国退至台湾，尤还发生刺杀江南案。实在是劣行。如今民进党陈水扁选举的那两个子弹。很得国民党传统之神韵啊。

与之比较，共产党早期尤还组织锄奸队，如杀顾顺章。但整体来说，并不擅此道，或者说，其实有比暗杀更有效的方式。这个，我们知道就不说了。

刺杀是省便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背后是对生命的绝对轻视。这个行为放在今天是恐怖主义，而另一个层面，则是面对问题所呈现出心智的怯弱和拙劣。是的，这个问题我讲的有点绝对了，但最近美国发生谋杀堕胎医生的事情，美国总统奥巴马是怎么说的，他说：无论美国在解决像堕胎这类棘手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都不应该用这样凶残的暴力手段解决。

一直以来，我们的是非观教育是有问题的，从小我们对于影视作品中的正反派人物结局，所关心的往往只是“他死掉没有”。我们对于生命是轻视的。民国暗杀之多，以至整个民国行政陷入一个下作、残酷的流血循环当中。所以上节我赞许晚清肃亲王保全一样搞刺杀的汪精卫一事。当暴厌充斥心头，失去了从容和理智，那一份原谅之心将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